两次逆势下注，汪滔真能接扎克伯格的班？

在人工智能领域，风口更迭频繁，每一波浪潮都吸引大量参与者，但并非聚集之处必有财富。汪滔过去十年的经历中，有两次选择与主流背道而驰：19岁辍学投身数据标注行业，29岁放弃自己经营九年的公司加入Meta打工，然而这两次决定都带来了世俗层面的成功。

此后，外界对汪滔的标签高度一致：麻省理工学院辍学生、Scale AI创始人、顶尖AI产品负责人。这些标签拼凑出一段看似光鲜亮丽的科技创新履历。但剥离外界赋予的光环，汪滔的十年历程并非传奇式的逆袭故事。或者说，十年里的两次关键抉择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，真正值得关注的，是他做出选择后所经历的一切，包括那些不受他控制的部分。

洛斯阿拉莫斯与一张迪士尼门票

汪滔的父母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，他从小在科学家环境中成长，家庭晚餐的话题涉及原子理论和数值模拟，万圣节活动则是科学实验。父母没有给他布置大量作业，只是在他对计算机表现出兴趣时，请来了编程家教。他们从不禁止他玩游戏，但汪滔也从未沉迷其中。

六年级时，有一个赢得MATHCOUNTS竞赛即可免费前往迪士尼乐园的机会，因此汪滔首次接触数学竞赛。他后来向《福布斯》承认，正是那张免费门票激发了他对竞技数学的兴趣。此后，汪滔一路晋级至美国数学奥林匹克计划、美国物理队，并进入USACO决赛。到了高中，他已在硅谷担任全职工程师，先是在Addepar，后来去了Quora，在那里结识了Scale AI的联合创始人Lucy Guo。17岁时，他管理着每天处理数亿次请求的系统。

18岁进入麻省理工学院，第一学期便选修了研究生级别的计算机课程。一年后他选择退学，对父母的解释是“这个暑假我要做一件事”，之后再也没有返回校园。

2016年，汪滔与Lucy Guo在旧金山创立了Scale AI，专注于数据标注。这一选择在当时有多不主流？整个行业都在聚焦算法，数据标注被视为重复性体力劳动，缺乏技术含量和想象空间。但汪滔的判断基于另一套逻辑：他认为算法决定模型的上限，而数据决定模型能否落地，直接押注整个AI产业的“铲子”比卷算法更有意义。

Scale从自动驾驶领域起步，签下了Cruise和特斯拉，2019年与Facebook签署了首份合同，随后扩展至OpenAI、微软和美国国防部。2021年，24岁的汪滔身家突破10亿美元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。

成功的叙事背后，是“AI民工”的处境。据报道，Scale旗下的Remotasks平台在全球拥有约24万注册独立承包商，主要集中在肯尼亚、菲律宾、委内瑞拉等国。调查显示，这些工人时薪仅为1到3美元，普遍缺乏养老金、医保和长期合同。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中，一名菲律宾工人表示自己在Remotasks上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，一周七天，日收入约8美元。牛津大学202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，该平台在十项公平工作标准中仅满足两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汪滔与联合创始人Lucy Guo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。在管理运营团队时，两人在理念上产生了分歧。Lucy Guo认为汪滔未能解决合同工付款的问题，而汪滔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最终，汪滔解雇了Lucy Guo，两人分道扬镳。

加入Meta，打造爆款Muse

在带领Scale AI成为行业细分领域的头部玩家后，汪滔逐渐清晰地看到了业务的局限性。数据服务属于AI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，始终服务于算法和终端产品，无法直接触达C端用户，也难以落地更贴近大众生活的AI产品形态。这一赛道的天花板，促使他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向。

就在汪滔谋划转型突破的阶段，Meta AI正面临发展瓶颈。扎克伯格主动给汪滔打来电话，开场白只是一句：“你有时间打个电话吗？”两人最初通过朋友介绍认识，从引荐到第一次见面隔了整整一年。直到Llama 4发布后，扎克伯格才真正找上门来。从首次联系到宣布交易，只用了五六周。

最终方案是Meta以143亿美元获得Scale AI 49%的股份，汪滔卸任CEO，出任首席AI官，执掌超级智能实验室。离开自己经营九年的公司，汪滔形容“像放弃自己的孩子”。

对于汪滔的加入，Meta前首席AI科学家杨立昆曾给出非常直接且火药味十足的点评：“汪滔没有科研经验，不知道如何开展科研活动，更不了解研究人员的偏好。”

这话不假。汪滔自己清楚这一点，因此他没有试图扮演技术带头人。他把首席科学家的位置给了赵晟佳，自己负责招聘、方向和节奏。他在播客中提到，自己不是AI研究员，最重要的任务是招募优秀人才，为研究团队创造环境。他管理着200多名直接下属，但强调“自己并不是管理200多人的最佳经理”。

但倾听的另一面是清洗。2025年10月，Meta裁减约600名员工，重点落在杨立昆创建的FAIR基础研究实验室，而汪滔直接领导的TBD Lab不受影响。裁员前，FAIR的研究员要对外发表论文必须先经过TBD Lab审核，有价值的论文会被“扣住”。一位Meta前高管说：“当时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，但大家都知道要让路。”

一位曾与两人共事的人说，汪滔让他想起年轻时的扎克伯格。扎克伯格确实也给了汪滔在公司内少有人能享有的自主权，因此有人认为汪滔已被视为扎克伯格潜在的接班人。

到了2026年初，整个行业挤向编程智能体，Claude在编程领域遥遥领先。汪滔回忆，当时很多人都认为Coding Agent是AI唯一值得争夺的方向，但他对扎克伯格说了相反的话：“Meta最擅长的是消费级产品，旗下应用每天覆盖约35亿用户，AI应该帮人们完成不得不做的工作，释放时间去干真正想做的事。”

于是，汪滔带着团队开始“玩”。产品负责人Nat Friedman是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内部第一个深度使用开源工具OpenClaw的人。他让Agent接入家里的摄像头监督自己喝水，喝完还要被夸一句“干得好”。汪滔则让Agent读取自己的邮件和照片，做了几轮深度追问。他形容那种感觉相当于“把三年的心理治疗压缩进一个瞬间”。

2026年2月，两人各自撰写备忘录。Friedman写《龙虾就是法则》和《信任不可或缺》，汪滔写下“个人超级智能体可能是消费产品的终极形态”。仅仅不到两周后，Muse原型诞生了，吉祥物JollyBot和硬件雏形也在那时完成了。

但打磨Muse却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。汪滔的方式是用一张一百多行的表格，每行对应Muse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，有评测标准和上线门槛。某个阶段80项绿了、20项还是红的，就不发布。直到Muse Spark 1.3的一个版本第一次全绿，团队才放行。

Muse团队成员Vu Tran后来回忆，产品早在2026年5月就基本完成了，但扎克伯格坚持延后，优先完善安全机制。Vu Tran其实持不同意见，他习惯了“先发布再迭代”的思路，希望赶在竞争对手之前推出，只是扎克伯格坚持等待。然而到了8月，一家14人的创业公司Instinct推出了竞品智能体，扎克伯格召集汪滔和Friedman开会，拍板发布。9月8日，Muse上线。

Muse上线后，据Sensor Tower估算，约22天达到500万美国下载量，快于ChatGPT、Grok、Claude的历史同期数据，曾登顶美区App Store免费榜并连续多日第一。Meta市值在五个交易日内飙升约2340亿美元。

从19岁创办Scale到29岁接手Meta的AI业务，汪滔作为新生代华裔科创从业者，提供了一种务实的成长样本。他的故事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对称。19岁那年，他选择了一条没人看得上的路——数据标注。当时全行业都在卷算法，没人相信喂数据的苦活能长出什么。九年后，Scale AI成了AI产业绕不开的基础设施。29岁那年，他又选了一条没人看好的路——不做编程智能体，做普通人的个人助手。全行业挤向Coding Agent的时候，他偏说Meta的基因在35亿日活用户那边。Muse上线十天登顶App Store，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判断。

当他穿30美元的二手迷彩T恤和Crocs上台，开会间隙做梗图发帖，说“互联网奖励冒险”时，这些姿态看起来随性，其实和他做产品的方式是一回事，那就是在能控制的地方做到极致，在不能控制的地方接受代价。

29岁，身家32亿美元，被视为扎克伯格的潜在接班人，这些标签放在一起很耀眼，但这或许并不足以定义汪滔的未来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锌刻度”（ID：znkedu），作者：锌刻度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